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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有关金融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融资上,融资工具与途径显然对企业是决定性的。实际上,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另一方—消费者是同等的重要。在政府提供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或灾难救济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类型的贷款、没有任何类型的针对消费者的证券,那么居民的未来生活很容易一会儿太饱、一会儿太饿、有时太富、有时太穷。面对这种前景,居民们只好靠银行储蓄存款来规避风险,尽管银行存款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避险工具。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有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例如,1838年墨西哥政府因无足够收入而宣布停止支付欠法国投资者的债务,随即法国派海军赶往墨西哥讨债。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约8000万美元的债务,结果在1862年1月英国派遣700名海军士兵,法国与西班牙共派8500名士兵赶到墨西哥的VeraCruz港城,攻打墨西哥。几个月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现法国军队的目的远不只是为了向墨西哥讨债,更主要是想把墨西哥占领为其新殖民地。于是,1862年4月英国与西班牙撤回军队,而法国在墨西哥则一直占领到1867年。云鼎娱乐棋牌下载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横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云鼎娱乐棋牌下载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2–2给出北京市自1978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地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从图2–4看到,1950年全美国的住房贷款余额为730亿美元,到1960年为2090亿美元,1970年为2890亿美元,到了1981年则猛升为10037亿美元。由此可见,由于二战退伍军人效应,20世纪50年代的房贷余额增长了1.86倍,20世纪60年代则仅增加了0.38倍。但是,1970年开始的房贷资产证券化使20世纪70年代的房贷余额新增2.47倍。由此可见,金融创新对住房消费的促进作用。

虽然1907年的海牙协议基本排除了理所当然的武力讨债行为,保护债务方,但却多少牺牲了投资者的权利。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实际上海牙协议为许多债务国拖欠或干脆不履行债务合同提供了方便。比如,1914年一战一开始,当时的北洋政府即停止支付晚清、民国发行的外债(包括铁路债券)。一战期间,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并中止支付拖欠德国的所有债务。1921年北洋政府宣布破产,中国银行关门,导致银行挤兑、货币变得一文不值。1936~1938年间,国民政府要求调整早年在西方发行的铁路债券,要求降低利率。按照债券发行时的利率计算,图1–2给出中国历年发行的铁路外债利率,利率基本都在5%,这种利率在今天看应该不算高,因为这些债券毕竟有很高的国家政治风险、被拖欠的风险。但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就宣布废弃所有外债(除少数几种债券外),不再支付所承诺的利息与债务。最后剩下的一笔债券是1899年清政府在伦敦由汇丰银行承销发行的中国北方铁路债券,总金额为230万英镑,年利率为5%,但这只债券最后于1942年2月被国民政府宣布不再有效。从此,所有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发行的外债都在1914~1942年间被一笔勾销。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在生活内容和品质上也有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中央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3项因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云鼎娱乐棋牌下载首先是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上的困难。正如以前讲到的,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火车主要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如此,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尽管晚清兴建了部分铁路,建设了有限的内陆运输能力,但低下的海运能力无法支持“世界工厂”所必需的规模跨国运输容量,大容量、低成本海运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还是二战期间才有的事。空运在当时更是无从谈起,第一个试飞成功的飞行器到1903年才出现。虽然电报发明于1844年左右,但其信息传输能力毕竟有限、成本也太高。电话于1886年在美国发明,但其普及使用也是后来几十年的事情。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再有远见,也不能超越当时技术上的局限,更何况当时国人的技术教育还无从谈起。

1907年的海牙会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律师主导的国际会议。这些律师们共同的职业训练使他们习惯性地尊重程序规则、尊重事前确定的“法治”,也让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职业精神是通过仲裁和独立司法来解决人们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纠纷,是要讲“文明”,而不是付诸武力。相比之下,在1864年的日内瓦世界大会和19世纪召开的其他国际和平会议上,律师背景的代表只占极少数,因此那些会议也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废弃武力解决国际债务纠纷的历史惯例。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于是,当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召开时,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中律师出身的占多数。美国代表团共有9人,只有两人不是律师出身,其他成员(包括团长)要么以前是法官,要么是律师出身。英国代表团团长做过10年法官,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经验。德国的首席代表也有多年的律师经验,其副团长则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法国代表团也类似,它的团长研究过法律,副团长曾是巴黎法学院教授,也曾是法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其他参会国,比如奥地利、俄国、荷兰、比利时、阿根廷等国的首席代表均是在法律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歌舞升平。既然这样,乾隆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强盛吧?那么,我们不妨算算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让人晕倒!—不过,那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这个数字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6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说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个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个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2–2给出北京市自1978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虽然1907年的海牙协议基本排除了理所当然的武力讨债行为,保护债务方,但却多少牺牲了投资者的权利。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实际上海牙协议为许多债务国拖欠或干脆不履行债务合同提供了方便。比如,1914年一战一开始,当时的北洋政府即停止支付晚清、民国发行的外债(包括铁路债券)。一战期间,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并中止支付拖欠德国的所有债务。1921年北洋政府宣布破产,中国银行关门,导致银行挤兑、货币变得一文不值。1936~1938年间,国民政府要求调整早年在西方发行的铁路债券,要求降低利率。按照债券发行时的利率计算,图1–2给出中国历年发行的铁路外债利率,利率基本都在5%,这种利率在今天看应该不算高,因为这些债券毕竟有很高的国家政治风险、被拖欠的风险。但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就宣布废弃所有外债(除少数几种债券外),不再支付所承诺的利息与债务。最后剩下的一笔债券是1899年清政府在伦敦由汇丰银行承销发行的中国北方铁路债券,总金额为230万英镑,年利率为5%,但这只债券最后于1942年2月被国民政府宣布不再有效。从此,所有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发行的外债都在1914~1942年间被一笔勾销。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3项因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

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人可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海尔等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财富是个永久的话题。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他的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可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财富这个话题。云鼎娱乐棋牌下载但是,如果李四能得到30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假如年利息是4%,那么他每月只需付2300元就能立即买到100平方米的住房,而不是等10年。另一方面,正因为李四每月只要支付2300元(而不是每月存下4000元),那么他现在每月可多消费1700元收入,这显然有利于内需的增长。因此,住房贷款不仅能改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让每个人尽早住上自己的房屋,而且能启动更多的内在经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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